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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小琼是诗人在打工还是打工妹在写诗dd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6 03:15:15 阅读: 来源:单向阀厂家

郑小琼:是诗人在打工 还是打工妹在写诗?

“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,我常想,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,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……”

2007年5月21日,站在颁奖台上,郑小琼提到人民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《铁·塑料厂》的创作动机,发言被掌声打断。这位身高不足1米60的27岁女子,嘴角刚能够着麦克风,操着半生的普通话。一紧张,就回到了四川方言。

是诗人在打工,还是打工妹在写诗?图为 郑小琼 成希/图

“她的语言与行文充满了倾诉欲望,是心里装了太多东西的缘故。”人民文学奖评委李平记得这个从东莞赶来北京领奖的打工妹,得到的掌声最多。

“我的诗歌灰,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”

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/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/像烧灼着的铁一样/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———《铁》

走下颁奖台,郑小琼又恢复了木讷、羞涩的表情,晕车后的虚弱还残留在脸上。她单薄的身影穿过西装革履的知名作家们,悄无声息地落座。李平回忆,郑小琼那天很少说话,但很扎眼,若在平时,没人会注意到她。这个穿着半旧碎花短袖衣,料子长裤,黑布鞋,素面朝天的瘦小女孩,总是低着头嘿嘿地笑,“和北京家政市场上的小保姆没区别”。

郑小琼的打工身份与人民文学奖的巨大落差,引来圈内广泛关注。有评论者认为,她的获奖,“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”。

而之前,郑小琼获得过“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”,还参加了诗界顶级沙龙“青春诗会”,在圈内小有名气。一年前,她曾因“倾诉欲太强”,与“主流”失之交臂。

2006年3月,东莞文学院公开招聘合同制作家,郑小琼花了3个月时间,调查了几十个工厂近万名工人的生存状况,以此为内容申报选题,最终落选。知情人透露,入选者多为公务员,申报的选题顺应主旋律,她的选题灰暗,自然被刷。

最初的赏识者、郑小琼的伯乐、《打工诗人》主编许强说,偏激与怨愤是打工文学的基色,这点在她身上特别鲜明。2002年,郑小琼经许强推荐,认识了民刊《独立》编者发星与民间批判者海上。

在两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下,郑小琼诗风陡变。长诗《人行天桥》一扫初期的乡愁别韵,以百余行诗句,抨击社会阴暗面,嘲讽世态人心,在网络引起轰动,海上赞其为“近年中国诗坛的旷世杰作”。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杨克则认为,郑小琼太偏激,感情停在愤怒层面上,作品粗粝。

郑小琼否认自己偏激。“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,我只看见事实。我的诗歌灰,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。”这位在东莞打工7年的女孩,见惯了烧得通红的铁片,压断过数根手指的冲床,密密匝匝的钢针机,却见不得女式挎包。恐惧缘于一场近在咫尺的抢劫,好友蓝紫被“飞车党”抢了包,腰被打成骨折,住了一个多月的院。

郑小琼的诗友几乎每人都有类似的恐惧后遗症。许强在出门前,非得四下张望一番,他到深圳次日即被收容,亲见一女子被人冒认,至今去向不明。任民友有票据癖,买瓶矿泉水也索要发票,他的一包书,曾在东莞的街头,被警察以无发票为由没收。

“自由是多是少,从来都不由自主。”郑小琼说。许强离开广东三年,才改掉东张西望的毛病,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只有受尽凌辱,才能体会,所谓偏激,“是被人砍了一刀,发出的吼叫”。

“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”

在背后我让人骂了一句狗日的北妹/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/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/它露出的光腚/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啊!

———《人行天桥》

27岁的郑小琼工龄已有7年。

2001年,卫校毕业后,她离开四川南充老家,南下东莞打工,先是被一家黑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,后换到某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,月底只拿到284块钱。想着家里为供她上学还欠下的近万元债务,郑小琼“死的心都有”。她将自己封闭起来,一下班,便趴在铁架床上,写乡愁,诉苦闷。在家乡读书时,这个沉默的女孩就不善与人交流,只一个人静静地看书、写日记。

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,到慢慢显现出诗的模样,郑小琼试着把一首怀念故乡的小诗《荷》投到东莞《大岭报》,没想到很快发表。她说自己“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”,从此将一切闲暇时间都用来写诗。

郑小琼说生活中的自己很落魄,没有任何成功感。幸而发星一直鼓励她写诗,把她不能发表的作品都登在自己编撰的民刊上。“小琼是被大家推上去的。”蓝紫说,圈内朋友的不断鼓励与支持,使小琼获得了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的尊重与成就感,“否则她那么瘦弱单薄的女孩,走不了那么远”。

2004年,郑小琼开始受到关注,诗歌《挣扎》、《人行天桥》一度在网上大受追捧。东莞作协副主席方舟介绍,网络时代,很多打工诗人得以迅速浮出水面,渐渐形成气候。东莞也大力扶持这位年轻女诗人。方舟说,市政府曾资助小琼出了两本诗集,承担她赴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,还为她开过作品研讨会。

虽然出席过不少诗会、沙龙,郑小琼仍不善言谈,即使跟好友蓝紫在一起,言语依然很少。但在“打工诗人”QQ群上,郑小琼却异常活跃。“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。”她说。

“是广泛扎实的阅读让她内心变得庞大,充满了力量。”蓝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郑小琼闲时,除了写诗就是看书,宗教、哲学、历史,甚至地摊上的毛氏秘史都看。发星连续6年给她寄书,从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到国内外先锋诗人的诗集。扎实的阅读量使她的视野超越了一般打工诗人。

“同样遭受苦难,只有具备了写诗的气质和特质,才能成为一名诗人。”杨克说,打工诗人学历普遍偏低,写诗多是一种宣泄。但郑小琼对自己的缺陷很清醒,懂得勤修内功。

“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”

在深夜轰鸣的机器中/夜晚疲惫得如同一个筋疲力尽的鱼/在窗外/在机台上游动着———《塑料厂》

获得人民文学奖后,郑小琼陆续接到十余家媒体的约访,她一一谢绝,匆匆回到东莞。这位名声鹊起的诗坛新人不是“耍大牌”,而是害怕失去新工作。

2007年3月,郑小琼从流水线工人转做业务员,销售工厂的五金用品。为完成每月规定的业务额,小琼必须一家一家地上门联系客户,推销产品。3个月下来,她只卖出几个小物件,还都是诗友照顾的生意。一名业务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小琼沟通能力差,根本不适合做业务。

她没打算放弃。如果放弃,3万元的押金就拿不回来了。

约访郑小琼当天,正巧遇上东莞打工诗友小型聚会,郑小琼征得大家同意后,允许南方周末记者参加。傍晚,聚会因两个朋友无法请假,临时取消。郑小琼说,他们的聚会一年也只有一两次,大家出厂不容易,难得聚齐。

次日,郑小琼应邀参加一个主流诗人聚会,她独自坐在角落沉默不语,望着激扬文字的诗人们,只低头暗笑。“我是一个木讷的人,没有多少爱好,和大家也没有话说。”郑小琼将记者拉到一边,低声说自己其实害怕聚会,尤其怕与诗人聚会。

她的业余爱好就是上网,用QQ聊天,乐意接受记者通过QQ采访;她在新浪开了博客,有时一天连贴近20篇诗作。“在虚拟世界里,想说就说,没有隔阂。”

蓝紫告诉记者,这也是打工诗人的主要交流方式,这样的交往,让他们感觉自在、平等。“尤其是小琼,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。”“诗人太神圣,我们只是只无脚鸟”

那个疲倦的外乡人/小心而胆怯/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小的人/像躲在浓荫下的灯光一样

———《黄麻岭》

在东莞做出口贸易的台湾人许振泽特意约见了郑小琼。两人从诗歌聊到“打工诗人”群体,许振泽认为,打工诗人的出现是工人意识的觉醒,虽然力量薄弱,但他们有带动力。

郑小琼却反对“打工诗人”的称谓,“诗人太神圣,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。”一次,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,被警察拦住,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,挥舞着告诉警察,那是他刚出的诗集。警察不耐烦,将诗集打翻在地,把手一伸,“暂住证!”

“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。”郑小琼告诉本报记者,诗歌打动不了警察。虽然自己频频获奖,但对周围的工友毫无影响,包括同在东莞打工的亲弟弟。

郑小琼的工友们,至今不知道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,他们都习惯喊她“245号”,或“装编制”。工友们从不看书读报,不关心工厂以外的世界,下班只看电视,或倒头呼呼睡去。

郑小琼给外界留的通讯地址在厂外,每个月去取一次信。她害怕工友知道她写诗,会问能赚多少钱;害怕老板知道自己“不务正业”,逐她出厂。

小她6岁的弟弟,上完初一便辍学到东莞打工,每月工资500元,却总买上百元的衣服穿,闲时痴迷打麻将,缺钱时才联系姐姐。

郑小琼拒绝了几份高薪文职工作,仍然推销着那些无人问津的五金产品,下半年,她打算换家工厂,重新做流水线工人。她说,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实地调查,二是为了继续写诗,“没了疼痛感,诗歌便没了灵魂”。

□郑小琼

时光之外,铁的锈质隐密生长

白炽灯下,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

散落似铁屑,片片坠地,满地斑驳

抬头看见,铁,在肉体里生长

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,有风摇曳

花草弄影,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

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

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,这些铁

这些人,将要去哪里,这些她,这些你

或者这些我,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

在车站,工业区,她们清晰的面孔

似一块块等待图纸安排的铁,沉默者

她们头顶,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

留下低鸣,与我内心起伏不断的惆怅

向南的窗口,我看见她们

在走着,不由自主地,朝着广阔的工业区

她们弯曲的身体,让我想起多少年前

或者多少年后,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

我不知道的命运,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

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

“打工诗人”:无脚鸟?

在多数诗人眼中,“打工诗人”称谓之争的重点在于“打工”。有评论斥其为伪分类,打工的就不该写诗。知名打工诗人许强曾三次参与网络口水战,他始终坚持,中国城乡二元划分的长期存在,必然会滋生出特殊的文化圈,若干年后,史学家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,“打工诗人”会是一个真实而丰富的研究样本。

而这一称谓带来的微妙情绪,在现实生活中悄无声息地延续。许多笔耕数年的打工诗人慢慢改变了命运,有人改行做编辑、记者,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;还有的聚集在深圳宝安31区,专事文学写作;有人开始拼命洗刷“打工诗人”的印记,有人则利用起这一头衔自我包装。

无论怎样,他们都无法逃离“打工”的身份。郑小琼说,一些诗友、前辈,即使是做到管理层,或供职于文联,大多都没有编制,因为手中无城市户口,无本科以上学历。“始终都是在体制外,始终像一只无脚鸟,不知何处能安身。”(中国水泥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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